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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导言

本章覆盖三类特殊人群的营养干预策略:三高(高血压、血脂异常、高血糖/2型糖尿病/代谢综合征)人群、50岁以上训练者(合成代谢抵抗与肌少症预防)、围绝经期及绝经后女性。核心文献锚点为ACC/AHA 2017高血压指南[1]、ESC 2024高血压指南[2]、ADA 2026糖尿病诊疗标准[14]、PROT-AGE Study Group蛋白质推荐[23]、EWGSOP2肌少症共识[25]。

读完本章应能建立以下判断力:

特殊人群的营养需求参数因病理生理改变、年龄相关改变(合成代谢抵抗)和激素环境改变而发生系统性偏移,不能从健康成年人模板简单外推

三高/代谢风险人群的营养干预应围绕个体体重与腰围、血压、血脂、血糖、药物和整体膳食模式制定;若存在超重/肥胖,适度减重常可改善部分心代谢指标,但不存在人人必须减5%–10%的统一治疗目标。DASH型膳食、钠摄入管理、碳水质量与omega-3等策略的适用性和剂量需按具体疾病终点及医疗计划决定。

50岁以上训练者可能出现合成代谢抵抗,日总蛋白和单餐蛋白质量通常需要更重视;约25–40 g高质量蛋白可作实践参考,2.5–4.0 g亮氨酸不宜作为所有人的二元MPS阈值。骨健康首先依赖足够能量/蛋白、负重与抗阻训练、钙和维生素D充足;维生素K2不作为人人必补的“三联”标准。

绝经过渡与绝经后阶段常伴脂肪分布、肌肉和骨健康变化,方案应综合总能量、蛋白、抗阻/负重运动和骨健康需求;减脂期蛋白可根据训练和能量缺口提高,但不设人人1.6–2.0 g/kg/d或1200 kcal/d的统一硬下限。

教练的执业边界是“不诊断、不调药、在医疗团队框架内提供一般营养与行为支持”。是否需要近期化验/体检以及哪些项目取决于已知疾病、症状、用药和医疗计划;“无3个月体检报告”不宜设为所有特殊人群一律不开方案的硬门槛。

本章编排的逻辑如下: 先建立特殊人群营养参数偏移的底层逻辑框架(§14.0),明确三类导致参数变化的机制(病理生理、年龄、激素)和教练执业的四条核心原则;再逐一展开三高人群的营养干预(§14.1),按高血压、血脂异常、高血糖/T2DM、代谢综合征分别给出循证方案与教练操作要点;然后覆盖50岁以上训练者的合成代谢抵抗、蛋白需求上调和肌少症预防(§14.2);最后聚焦更年期女性的代谢重塑与营养策略调整(§14.3)。这三类人群在病理生理层面差异显著,操作上更强调个体健康状态、药物/医疗计划、能量与蛋白充足以及风险驱动的复评;特殊人群不宜统一套入更慢减脂、更高蛋白或固定更频繁监测。

GLP-1受体激动剂(司美格鲁肽、替尔泊肽)的广泛使用正在制造新的特殊人群营养管理需求。部分使用GLP-1受体激动剂的客户会出现食欲下降、胃肠道症状和较快减重,这可能增加总能量/蛋白摄入不足及瘦体重下降的管理难度,但风险大小受起始体成分、饮食、抗阻训练、剂量与医疗背景影响,不能概括为所有使用者都会“严重蛋白不足或肌肉流失加速”。教练应在医疗团队框架内关注饮食可执行性、蛋白质密度、抗阻训练和体成分趋势,不调整药物。围绝经期/绝经后女性的脂肪分布、骨与肌肉变化存在群体趋势与显著个体差异,原有方案也不一定会“突然失效”;应根据实际体重/腰围、症状、训练和健康数据重新校准。

14.0 特殊人群营养干预的基础逻辑

14.0.1 健康成年人模板的适用边界

基础教材中能量平衡模型(Ch04)、蛋白质推荐量(Ch08)、碳水分配策略(Ch07)和脂肪摄入指南(M3)的循证基础,主要来自18–50岁、无慢性代谢疾病、体成分处于正常范围、规律运动的成年人群数据。这些推荐量隐含一组前提条件:胰岛素敏感性正常、脂质代谢通路完整、合成代谢信号对营养刺激的反应处于基线水平、激素环境稳定[14][23]。

一旦超出这些边界,营养需求的底层参数发生系统性偏移。这种偏移不是简单的”数值上调或下调”,而是代谢基线本身发生了质变。同一套能量缺口方案在不同人群中的风险收益可能不同。T2DM训练者的低血糖风险主要取决于药物/胰岛素、进食、运动时机、肾功能及既往低血糖史等,不能因为“T2DM+减脂”本身就推定会低血糖;老年人的蛋白需求与急性MPS反应也应结合体重、总能量、健康/肾功能、训练和食欲个体化[14][19][23][25]。

14.0.2 三类导致参数变化的机制

导致营养需求参数偏移的机制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

第一层:病理生理改变。 高血压、血脂异常和T2DM不是独立的”标签”,而是代谢系统基线状态的持续偏移。高血压改变血管内皮功能和肾脏灌注压,影响钠钾平衡和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活性[1][5]。血脂异常反映脂质代谢通路的紊乱,LDL受体下调或载脂蛋白B代谢异常使外源性脂肪的质和量比健康人群更敏感地影响循环脂蛋白谱[9]。T2DM的核心缺陷是胰岛素抵抗叠加β细胞功能下降,骨骼肌葡萄糖摄取效率降低,肝糖输出调控失灵[14]。这些病理生理改变意味着:营养干预不仅要考虑”提供什么营养素”,还要考虑营养素与疾病本身代谢状态的交互,以及营养素与降血压药、降脂药、降糖药之间的药物-营养交互[14][5]。

第二层:年龄相关改变。 衰老带来一组相互关联的代谢变化。老年骨骼肌对蛋白/氨基酸和抗阻训练刺激的合成反应可出现不同程度的“合成代谢抵抗”[19][20];其幅度受活动水平、蛋白剂量、能量状态和健康状况影响,不宜固定写成所有老年人都下降30%–40%。骨量和骨强度也会随年龄变化,女性在绝经转换期及绝经后早期常出现更快的骨丢失,但速率具有明显个体和骨骼部位差异,不使用“每年1%、绝经后2%–3%”作为通用预测值。内脏脂肪和代谢风险也可能随年龄及绝经状态改变[14][25]。因此,50岁以上训练者更需要根据功能、膳食、骨折风险、疾病和训练背景个体化安排蛋白、钙、维生素D与能量管理。与此同时,不应把“年龄较大”理解为无法肌肥大:2024年纳入随机对照试验的系统综述/Meta分析显示,≥65岁成人接受抗阻训练后,肌肉大小和肌纤维面积可显著增加;但腿部lean mass并未显示显著组间变化,提示教练在老年人中尤其要区分“肌肉组织适应”与DXA/lean-mass指标[22]。

第三层:激素环境改变。 围绝经期和绝经后女性经历卵巢激素环境的显著改变。绝经转换与体脂分布、骨转换及骨骼肌健康的变化相关,但这些结果同时受到年龄、活动水平、能量摄入、疾病与训练状态影响,所有变化不宜简单归因于雌激素下降[29][30][31][37]。2023年系统综述显示,与绝经前女性相比,绝经后女性总体上肌量和力量较低,但雌激素缺乏对肌肉损伤/修复及代谢信号的具体作用、以及雌激素治疗对肌肉大小和力量的效应仍存在冲突与不确定性[37]。现有证据不足以把“绝经后女性对氨基酸的MPS敏感性必然进一步下降且独立于年龄”视为已确立的人体规律。教练实践应把围绝经/绝经后女性视为需要更重视抗阻训练、充足总蛋白与优质蛋白分配、骨健康、症状、恢复和总能量可用性的个体化人群,而不是仅凭绝经状态自动提高到某个固定蛋白剂量[19–25][37]。

14.0.3 教练执业的四条核心原则

特殊人群的营养干预存在明确的执业边界。以下四条原则构成教练行为的硬约束。

原则一:不诊断。 高血压、血脂异常、T2DM、代谢综合征和肌少症的诊断属于临床行为,需要实验室检查(空腹血糖、HbA1c、血脂全套、肝肾功能)和临床评估。教练不得基于客户自述或可穿戴设备数据做出任何诊断性判断。

原则二:不调整药物。 降血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和激素替代疗法(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HRT)的剂量调整由处方医生决定。教练发现客户出现药物相关副作用(如β阻滞剂导致运动耐量异常下降、磺脲类导致反复低血糖)时,应建议客户与主治医生沟通,而非自行调整训练或营养方案来”代偿”。

原则三:在医疗团队框架内提供营养支持。 教练的角色是在医生和注册营养师(Registered Dietitian, RD)制定的总体方案框架内,提供营养教育和生活方式支持。具体包括:帮助客户理解和执行DASH或低GI膳食模式的操作细节、协助记录饮食并识别趋势、提供训练日的营养时机建议。

原则四:识别需要医疗升级的信号并转介。 急性症状、严重或反复低血糖、显著高血压伴症状、近期急性心血管事件、明显肾功能异常、不明原因快速体重下降等都需要医疗评估。单一HbA1c、LDL-C或血压数字的处理应结合既往诊断、症状、药物和当地临床指南,不由教练建立一套跨疾病“强制转介阈值”。

14.0.4 三类亚人群的共性特征

三高人群、50岁以上训练者和更年期女性虽然在病理生理层面差异显著,但在营养干预的操作层面共享三个特征。

第一,能量缺口需要更谨慎地个体化。不存在“特殊人群统一每周≤0.25 kg”的通用安全速度;应结合初始体重/体脂、年龄、疾病、药物、骨健康、训练表现和医疗目标确定减重速度。

第二,蛋白质要结合年龄、能量状态、训练目标与肾功能等背景决定。50+人群的合成代谢抵抗支持关注蛋白总量和每餐质量,但“三高”本身并不意味着蛋白必须贴近或超过健康训练者范围上端;存在肾病等情况时尤其需要医疗/营养专业人员参与。

第三,复评频率由风险和决策需求驱动。已确诊慢病、药物调整、REDs/ED、青少年或其他高风险情境应服从医疗团队安排并可更早复评;一般体重/训练支持不要求所有特殊人群固定每1–2周或4–6周复评。

上述框架为§14.1至§14.3的具体干预方案提供底层逻辑。各亚人群的具体营养策略将在这一框架基础上展开。

14.1 三高人群营养干预

14.1.1 高血压

高血压是全球患病率最高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之一。ACC/AHA 2017 指南将高血压定义下调至收缩压(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BP)≥130 mmHg 或舒张压(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DBP)≥80 mmHg,分为 1 期(130–139/80–89 mmHg)和 2 期(≥140/90 mmHg)[1]。ESC 2024 指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新增”血压升高”分类(SBP 120–139 或 DBP 70–89 mmHg),对合并高心血管风险者即推荐干预,并将降压目标更新为 SBP 120–129 mmHg [2]。两套指南的趋同方向是:低于历史标准的血压已被纳入需要管理的范围。

DASH 饮食模式的循证基础。 Filippou 等 2020 年在 Advances in Nutrition 发表的系统综述与meta分析纳入30项RCT、5,545名受试者。与对照饮食相比,DASH使SBP平均降低约3.2 mmHg、DBP约2.5 mmHg;该分析中高血压状态本身并未显著修饰降压效应,年龄和钠摄入等因素可影响效应大小[3]。DASH 模式的核心结构为富含水果、蔬菜、全谷物、低脂乳制品和坚果,限制饱和脂肪、钠和含糖饮料,不依赖单一“功能食物”,而是膳食模式的整体效应。

钠摄入的个体化。 限钠的降压效应有明确的剂量-反应证据。He 等 2013 年在 BMJ 发表的系统综述与meta分析纳入34项随机试验、3,230名受试者;平均减盐约4.4 g/d时,总体SBP/DBP约降低4.18/2.06 mmHg,而高血压亚组约降低5.39/2.82 mmHg[4]。具体个人反应存在差异;中国高血压指南 2024 的限盐目标可作为本土实践锚点[5]。

限钠建议不能一刀切。对 1 期高血压且钠摄入偏高的客户,限钠至 2,000 mg/d 是有循证基础的一线策略。对已在使用利尿剂或 ACEI/ARB 类药物的客户,过度限钠可能叠加低钠血症风险,需结合血清电解质监测。对运动量大、出汗量高的训练客户,训练中钠的额外丢失需要在限钠框架内做个体化补偿,而非简单执行”一律少盐”。

运动对血压的急性与长期效应。 Cornelissen 与 Smart 2013 年在 J Am Heart Assoc 发表的 meta 分析整合 93 项 RCT 共 5,223 例,量化了三类训练的降压幅度 [6]:耐力训练降低高血压人群 SBP/DBP 8.3/5.2 mmHg;动态抗阻训练降低 3.0/2.1 mmHg;等长抗阻训练(如握力训练)降低 10.0/6.2 mmHg。单次运动后数小时内可观察到运动后低血压效应(Post-Exercise Hypotension, PEH);其幅度和持续时间在不同人群、运动方案和测量方法之间差异明显,因此,“持续12–24 h”不宜作为所有人的固定时长[7]。

Naci 等 2019 年在 Br J Sports Med 发表的网络荟萃分析直接比较运动与降压药物的效力:在控制高血压方面,有氧运动与 β 受体阻滞剂和利尿剂的效力相当,但略弱于 ACEI、ARB 和 CCB [8]。该研究明确指出这一结论不应被误解为”运动可以替代药物”,而应理解为”运动是值得优先尝试的一线干预组件”。

教练操作要点。 已确诊高血压或使用降压药的客户应按其医疗团队给出的运动安全计划执行;出现胸痛、晕厥、显著头晕、严重头痛或异常高血压伴症状时停止训练并按当地医疗路径升级。β阻滞剂会改变心率反应,可更多依赖RPE/症状并遵循处方团队建议。教练不宜将SBP 200/DBP 110或固定60%–80% 1RM作为跨人群训练许可阈值。

14.1.2 血脂异常

血脂异常的营养干预在过去十年经历了从”低脂一刀切”向”以饮食模式为核心、以 LDL-C 分层目标为导向”的范式转变。ESC/EAS 2019 指南确立了基于心血管风险的 LDL-C 分层目标:极高危(已确诊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 ASCVD)<1.4 mmol/L,高危 <1.8 mmol/L,中危 <2.6 mmol/L [9]。

饱和脂肪与反式脂肪。 主流指南(AHA 2017、ESC/EAS 2019、WHO 2023)一致建议将饱和脂肪摄入限制在总能量 <10%,反式脂肪趋零 [9][10]。代谢病房试验在严格控制能量的条件下证实,饱和脂肪摄入量与 LDL-C 呈直接正相关。PURE 研究(Dehghan 2017, Lancet)的发现,即较高脂肪摄入与死亡率降低相关,在方法学上存在营养素测量系统误差、替代性混杂和”健康人群偏倚”等局限,不能推翻 RCT 级别的代谢病房证据 [11]。教练向客户解释时的核心信息是:用不饱和脂肪(橄榄油、坚果、深海鱼)替代饱和脂肪(肥肉、黄油、棕榈油),比单纯计算”脂肪占总能量百分比”更有实践意义。

Omega-3 与高甘油三酯血症。 长链omega-3可降低甘油三酯,但必须区分一般膳食/运动补充与高甘油三酯的处方级治疗[13]。AHA科学建议讨论的是处方级omega-3在高甘油三酯人群中的医学使用;制剂选择、适应证、剂量和与其他降脂药的组合属于临床管理。教练不宜将研究或处方剂量直接转换为“看到TG偏高就补2–4 g/d”的建议;更合适的角色是改善总体膳食模式、记录补剂/药物使用,并将异常血脂交给医疗团队管理。

碳水质量与总量都需要结合情境解释。 ADA 2026强调个体化饮食模式,而不是给所有糖尿病患者规定同一碳水供能比例[14]。全谷物、豆类、蔬果等较少精制的碳水来源可作为整体膳食质量的一部分;GI/GL可以辅助糖代谢管理,但不应成为单一食物“优劣”标签。Chiavaroli等2021年BMJ系统综述/meta分析纳入29项试验比较、1617名糖尿病参与者,低GI/GL饮食模式相对较高GI/GL对照使HbA1c平均降低约0.31个百分点(95% CI −0.42至−0.19)[15];该群体平均效应不能直接外推为每位训练者的预期降幅。

食物替换方案。 可围绕“用较少精制、较高纤维和不饱和脂肪来源替代部分高饱和脂肪/精制食物”设计:例如增加鱼类、坚果、全谷物、豆类、蔬果,并用橄榄油/菜籽油等不饱和脂肪来源替代部分黄油、肥肉或棕榈油。具体份量与频率应结合总能量、当地膳食指南、疾病/药物背景和个人饮食文化,红肉≤300 g/周、鱼≥2次/周或坚果25–30 g/d不宜作为所有血脂异常客户的统一处方。

14.1.3 高血糖 / 2 型糖尿病

运动对血糖的急性影响。 骨骼肌葡萄糖摄取在运动中通过胰岛素非依赖性通路增加。肌肉收缩通过 AMPK 与 Ca²⁺/CaMKII 信号促进 GLUT4 转位至肌膜,单次运动可在 24–72 h 内提升胰岛素敏感性 [14]。这一机制是”运动作为 T2DM 基础干预”的分子基础。对教练执业的意义在于:客户在训练日的餐后血糖峰值通常会低于休息日,这一效应在中等强度有氧运动(30–45 min)后最为显著。

碳水分配策略。 ADA Standards of Care强调碳水量、质量与分配需要结合总能量、用药、血糖监测、低血糖风险、饮食偏好和活动模式个体化,而不是统一规定所有T2DM患者“每餐30–60 g”。低GI/GL膳食模式可改善部分糖代谢结局,但GI不应成为单一选食规则。教练可在医疗方案范围内帮助客户提升全谷、豆类、蔬菜等食物质量并保持较稳定的进餐结构;使用胰岛素或促泌剂者的碳水时机/剂量需要与医疗团队协同。

HbA1c 的含义。 HbA1c反映较长期平均血糖,是T2DM管理的重要指标,但ADA控制目标需要按年龄、病程、共病、低血糖风险、治疗负担和个体偏好调整[14];<7%或更严格目标不能由教练自行套用。体重下降常可改善血糖、血压和血脂,但具体减重目标与“糖尿病缓解”的判定属于医疗团队;≥5%或7%–10%不宜作为所有T2DM客户的自动疗效/缓解阈值。

二甲双胍与维生素 B12 缺乏。 长期(≥4 年)使用二甲双胍与血清维生素 B12 水平下降相关,机制涉及二甲双胍对回肠末端 B12-内因子复合物吸收的干扰 [14]。ADA 2026 建议长期使用二甲双胍的客户定期监测 B12 水平。B12 缺乏可表现为外周神经病变和巨幼细胞性贫血,其神经症状可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混淆,导致诊断延迟。教练可在营养方案中提示客户关注 B12 膳食来源(动物性蛋白、强化食品),并在复评时建议客户与主治医生讨论是否需要检测 B12。

教练监控边界。 教练不得调整降糖药物。使用胰岛素或促泌剂者的运动前后血糖监测、低血糖处理和碳水策略应以其糖尿病管理计划为准;出现低血糖症状、意识改变、明显高血糖伴酮症/脱水症状等急性风险时应立即停止训练并按医疗计划处理。SGLT-2抑制剂相关酮症风险也需要医疗教育与个体计划。单一HbA1c数值不应由教练设为统一“必须转内分泌科”的门槛。

14.1.4 代谢综合征

代谢综合征用于描述多种心代谢异常的聚集状态,不同指南的腰围阈值和术语略有差异。2009年harmonized criteria采用5项危险因素中任意≥3项,而不是“必须中心性肥胖+另外两项”;腰围阈值应按人群/当地标准选择[16]。以下数值用于解释该标准的历史/教学背景,不由教练据此自行作医学诊断:

TG ≥1.7 mmol/L 或已接受降 TG 治疗

HDL-C 降低(男性 <1.0 mmol/L、女性 <1.3 mmol/L)

SBP ≥130 或 DBP ≥85 mmHg 或已接受降压治疗

空腹血糖 ≥5.6 mmol/L 或已确诊 T2DM

减重可改善多项代谢风险指标,但不存在“5%–10%即可显著改善全部指标”的个人保证。 Neter等2003年meta分析纳入25项RCT、4874名参与者,平均净减重约5.1 kg与SBP约−4.44 mmHg、DBP约−3.57 mmHg的群体平均变化相关[17]。ADA 2026把有临床意义的减重作为改善多项代谢结局的重要策略之一[14]。Vilar-Gomez等2015年对293名NASH患者实施52周生活方式干预,减重幅度越大,组织学改善概率总体越高,≥10%减重组改善最明显[18];这些结果不应变成所有代谢综合征来访者统一的5%–10%治疗阈值。

代谢综合征的营养干预以减脂方案为基础,整合 14.1.1–14.1.3 的 DASH 模式、限钠、低 GI/GL 碳水和 omega-3 策略,而非为”代谢综合征”设计一套独立的饮食配方。国际权威指南已收敛到三点共识:减重幅度第一,模式选择第二,营养素百分比第三 [14][5][18]。教练向客户传达时的关键信息是:不需要找到”完美配方”,需要找到客户能持续依从且与本土食物习惯匹配的健康饮食模式。

14.1.5 教练执业红线

三高及代谢综合征客户的首诊管理必须遵守以下执业边界:

医疗信息按问题需要获取。 对已确诊慢病或正在用药的客户,应尽可能了解诊断、当前用药、近期医疗计划及与营养/运动相关的可用指标;是否需要HbA1c、血脂、肝肾功能等取决于具体疾病和医生计划。缺少某项化验并不自动意味着不能提供一般健康教育,但不能在缺乏临床信息时自行做疾病分层、药物相关处方或医学营养治疗。

不得替代医嘱。 每一份方案中必须明确写入:本方案不替代医生处方;减药/降级/缓解决策由主治医生评估;复评数据需同步反馈给医生。教练的角色是”营养支持配合医生的治疗节奏”。

医疗升级原则。 急性心血管/神经症状、严重或反复低血糖、明显高血糖伴酮症/脱水征象、显著高血压伴症状、近期不稳定心血管事件或已知肾功能异常等都需要医疗评估。是否可训练、何时恢复以及是否需要MNT应依据既往诊断、症状、药物和当地指南/处方团队决定;教练不使用SBP、HbA1c、eGFR等单一数字建立跨疾病自动拒绝服务算法。

14.2 50+ 人群营养策略

14.2.1 合成代谢抵抗

合成代谢抵抗(Anabolic Resistance)是理解 50 岁以上训练者营养需求的核心生理概念 [19]。它指的是骨骼肌对合成代谢刺激的敏感性随年龄系统性下降的现象,无论这种刺激来自蛋白质/氨基酸摄入还是抗阻运动。

在分子层面,合成代谢抵抗涉及多重机制。卫星细胞(Satellite Cell)活性和数量下降,限制肌肉修复和增粗的细胞学基础 [19]。mTOR(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信号通路对氨基酸刺激的磷酸化激活强度下降 [19]。肌肉血流和氨基酸递送能力因外周血管内皮功能衰退而降低 [20]。慢性低度炎症(炎性衰老, Inflammaging)通过 NF-κB 通路干扰合成代谢信号 [19]。

年龄相关合成代谢抵抗与剂量–反应。 老年人群平均而言可能需要更大的高质量蛋白刺激才能获得与年轻人相近的急性MPS反应。Moore等2015的剂量–反应研究可用于说明年轻与老年男性的平均反应曲线不同,但0.24与0.40 g/kg是特定实验条件下的群体估计,不应换算成“老年人亮氨酸阈值是年轻人的1.67倍”或个人必须达到的最大MPS开关[21]。

蛋白源选择。 较高龄训练者应关注总蛋白、必需氨基酸、亮氨酸暴露、消化率以及食物可执行性。乳清、乳制品、蛋、鱼肉和高质量植物蛋白都可用于满足目标;不同来源的氨基酸组成和消化率不同,但某一种来源不宜称为“最高效触发源”并外推成固定等效MPS克数,也不要求所有50+训练者至少50%蛋白必须来自所谓“高生物价蛋白”。

对教练的实践意义是:较高龄训练者应更重视全天蛋白充足、蛋白质量和抗阻训练协同。每餐25–40 g等可作为部分研究/共识中的人群参考,但不能表述为所有50岁以上客户“必须达到”才能克服合成代谢抵抗;具体分配还受体重、总日蛋白、食物来源、健康状态、训练时点与胃肠耐受影响。

14.2.2 蛋白需求上调

全球营养权威机构对一般成人的蛋白质 RDA 为 0.8 g/kg/d。这一推荐值基于零氮平衡研究,目标函数是”维持”蛋白质平衡,而非”逆转”肌肉衰退。将其直接应用于 50 岁以上训练者可能不足以覆盖训练、疾病与合成代谢抵抗背景:老年人对相同蛋白刺激的急性MPS反应可下降,同时较低总能量摄入也可能提高达到足够蛋白密度的难度[19][23]。

PROT-AGE Study Group(Bauer等2013)是老年蛋白营养常用共识来源之一[23]。其人群建议可作为讨论起点:健康老年人常见建议约1.0–1.2 g/kg/d,部分疾病/应激情境可能需要更高摄入;餐次中提供足量高质量蛋白和亮氨酸有助于急性MPS反应。具体克数、餐数和日总量仍需结合体重、总能量、疾病/肾功能、食欲和训练状态,25–40 g、2.5–4 g亮氨酸或3–4餐不宜作为所有>65岁人群的硬处方。

ESPEN Expert Group等文献支持在老龄化背景下把足量蛋白与运动/功能训练结合考虑[24],但具体1.2–1.5 g/kg/d及更高摄入的适用性取决于健康/疾病状态、能量摄入、肾功能与临床目标;“必须联合抗阻训练”可理解为多组分管理的重要性,不应被写成所有临床老年人的单一路径。

与一般成人建议的差异。 老年蛋白共识通常高于一般成人RDA,但这反映的是人群层面的健康/功能考虑,并不能用“50岁以上”单一年龄切点自动给1.2–1.6 g/kg/d。对规律抗阻训练者可考虑较高蛋白起点,但应结合总能量、体重/FFM、疾病/肾功能、食欲、训练量与蛋白质量个体化;65岁以上高强度训练的直接剂量证据仍有限。

14.2.3 肌少症预防

肌少症(Sarcopenia)是以骨骼肌质量、肌肉力量和身体功能进行性下降为特征的老年综合征。Cruz-Jentoft 等 2019 年代表 EWGSOP2(European Working Group on Sarcopenia in Older People 2)发布的立场文件将肌少症正式定义为”肌肉力量低下”的临床综合征,而非仅关注肌肉质量 [25]。

SARC-F筛查工具。 SARC-F可用于识别可能需要进一步肌少症评估的人群;常用分数阈值用于筛查而非诊断[25]。教练可以记录问卷结果和功能困难,但分数不宜自动等同于“肌少症风险诊断”,也不自行开具DXA/BIA;阳性或存在明显功能下降时建议由合资格医疗/老年营养团队进一步评估。

EWGSOP2 路径。 EWGSOP2常用“Find cases—Assess—Confirm—Severity”思路:SARC-F或临床怀疑用于发现需要进一步评估的人;随后以肌力评估识别probable sarcopenia;低肌肉量/质量用于确认;身体表现用于严重度分层[25]。DXA/BIA的具体切点与测量协议属于临床评估工具,一组数值不宜直接交给教练作诊断。教练可记录功能困难和筛查结果,并在阳性或功能下降时转介。

干预重点:抗阻/功能训练 + 足够蛋白;维生素D按缺乏与临床风险处理。 蛋白质补充与抗阻训练联合可在部分研究中带来额外FFM/力量适应,但效应大小受基线摄入、训练方案、年龄和健康状态影响[26][27],不能表述为“两者协同效应远大于各自单独效应之和”。维生素D不应作为所有50+训练者的固定第三项;是否检测和补充应依据基线25(OH)D、骨健康、当地指南和医疗背景。

维生素D与骨骼和肌肉健康相关,但补充试验的效应受基线25(OH)D、剂量、护理环境、骨折风险和人群特征影响。RECORD随机试验在既往低创伤骨折的老年人中并未显示常规维生素D3和/或钙能降低再次低创伤骨折风险[28];这一结果也不宜外推为“所有老年人补充都无效”。实践上800–1,000 IU/d或25(OH)D≥75 nmol/L不宜作为所有50+训练者的统一补充剂量/治疗目标,而应依据当地指南、基础水平、骨折风险和医疗背景。

肌少症风险管理通常需要把抗阻/功能训练、足够能量与蛋白以及已确认的营养缺乏一起考虑。抗阻训练是核心干预之一;蛋白补充的附加价值取决于基础摄入和人群;维生素D应在缺乏/不足或骨健康风险背景下按当地指南管理。“蛋白+训练+维D三者缺一不可”或固定维D剂量不宜作为所有老年训练者的统一处方。

14.2.4 骨健康与训练日调整

50岁以上训练者的骨健康管理首先依赖足够能量和蛋白、负重/抗阻运动、钙与维生素D需要得到满足,并结合骨折风险与医疗状况。维生素K参与骨钙素羧化具有明确生物学机制,但现有证据不足以把K2(MK-4/MK-7)补充写成所有50+训练者的标准“三联”组成或固定剂量处方。

钙摄入应优先通过膳食满足,并依据年龄、性别和当地膳食参考摄入量确定目标;需要补剂时还需考虑总摄入、肾结石/肾病、药物与胃肠耐受。维生素D补充剂量和25(OH)D目标应依据当地指南、基础水平和临床风险,不统一要求800–2,000 IU/d或维持40–60 ng/mL。不同食物的钙生物利用度确有差异,但教学中应避免把吸收率数字转化为单一“最佳来源”处方。

训练日与休息日的差异化。 老年/绝经后训练者的重点是全天足够蛋白、总能量和骨健康营养素,而不是固定训练日30–40 g、休息日25–30 g的餐次处方。钙补充的时机应结合总量、耐受和具体产品/药物;没有足够依据要求所有人统一避开训练前后2小时。钙与铁补剂可能相互影响吸收,如两者均有医学指征,应按产品说明和医疗/营养专业人员建议安排。

咖啡因、钠与骨健康。 咖啡因和较高钠摄入可影响尿钙排泄,但长期骨结局还受总钙/蛋白、维生素D、体重、激素、吸烟饮酒和负重活动等因素影响。对50岁以上训练者不设置仅因年龄而固定的300–400 mg/d咖啡因“骨安全线”;咖啡因与钠应结合总体健康、睡眠、血压、药物和膳食指南管理。

14.3 更年期女性营养干预

14.3.1 绝经过渡期的体成分与代谢变化

围绝经/绝经后阶段常伴脂肪分布、瘦体重、骨代谢和症状变化,但变化同时受年龄、活动量、睡眠、药物、总能量和个体差异影响[29][30]。雌激素变化可以参与内脏脂肪重分布和骨转换变化,但“进入围绝经自动少200 kcal、绝经后再少50–100 kcal”或“每年必增2–3 kg”不宜作为通用算法。

肌肉与骨健康同样需要条件化解释。年龄增长可伴合成代谢抵抗,绝经过渡期骨转换增加,但并不存在所有女性按围绝经/绝经后阶段自动切换到固定1.0–1.2、1.2–1.6 g/kg蛋白的单一路径。蛋白起点应结合总能量、抗阻训练、健康状况和肾功能;骨健康则综合钙/维D膳食、负重/抗阻活动、既往骨折和临床风险。

14.3.2 营养与训练支持

总能量:根据连续体重/腰围、活动与训练表现校准,不预设绝经过渡期固定热量下降。

蛋白:较高龄和能量限制时可提高蛋白,但不设所有绝经后女性1.6–2.0 g/kg/d或每餐0.4 g/kg硬规则。

骨健康:钙优先从膳食满足;维生素D按基础25(OH)D、当地指南和骨折风险管理;K2存在生物学合理性,但不作为所有50+女性的必补项目,使用维生素K拮抗剂者尤其需要医疗管理。

抗阻/负重活动:是肌肉、功能和骨健康管理的重要组成,训练处方按能力、骨折风险与既往训练史个体化。

大豆/异黄酮:可作为食物选择或症状研究议题。部分meta分析提示血管舒缩症状可能有小幅改善,但研究异质;“安全性GRADE高、疗效低中”不宜作为未经正式GRADE流程的教材固定标签,植物雌激素也不宜作为MHT替代治疗或自动开固定剂量[32][33]。

Omega-3:鱼类/长链omega-3可纳入心血管健康饮食;高甘油三酯的高剂量治疗属于临床处方层级。年轻/老年肌肉MPS或“抗炎”研究剂量不能自动转化为绝经后女性常规2–4 g/d补剂方案。

14.3.3 体成分管理与MHT边界

绝经后减脂不应预设“比年轻女性慢20%–30%”或固定300–500 kcal赤字。更稳妥的做法是设置保守起点,再根据体重/腰围趋势、饥饿、睡眠、训练表现、骨健康和医疗风险校准;避免导致低能量可用性或营养不足的激进限制。

BR可以是部分女性的可选路径,但没有证据说明“绝经后女性特别适合BR且优于单纯减重”。目标是同时保护肌肉/功能和改善脂肪分布,具体采用减脂、维持、Recomp或分相策略取决于目标优先级和执行条件。

MHT的适应证、禁忌证、制剂、剂量、启动/停用与监测属于临床决策。营养/训练从业者应支持足够蛋白、钙、维生素D来源、抗阻/负重活动、睡眠与整体心代谢健康,但不能宣称“钙维D充足是MHT骨保护的必要前提”、承诺2%–4%BMD增益,或用植物雌激素/补剂替代MHT。异常出血、显著症状、骨质疏松/骨折风险或MHT疑问应转相应临床团队。

14.4 青少年力量训练者:生长优先与教练边界

青少年不是“体型较小的成年人”。训练营养必须同时满足生长发育、学校/生活活动和运动训练三类需求。青少年运动营养立场文件与近年的摄入研究共同提示,实践中更常见的问题不是“蛋白不够极致”,而是总能量、碳水、钙、铁、维生素D等摄入与生长/训练需求不匹配[34][35]。因此,对以增肌为目标的未成年人,第一原则是生长和健康优先于短期体脂或体重目标。

教练可以帮助建立规律正餐、训练前后可执行的碳水+蛋白食物、充足液体和多样化饮食,但不应把成人健美备赛的激进赤字、脱水、极低体脂目标或复杂补剂堆叠迁移到青少年。若出现体重/身高增长异常、月经异常、疲劳/反复伤病、限制性进食、明显身体形象焦虑、REDs/进食障碍风险或慢性疾病,应尽早与监护人及合资格医疗/营养专业人员协同[36]。

补剂在青少年中的优先级更低。即使某成分在成年人中有较好证据,也要先确认年龄适用性、法规/赛事规定、产品污染风险、医疗背景和是否真的存在饮食无法满足的问题。教练的默认路径是“食物与行为系统先行,补剂后置”,而不是用成人剂量按体重简单缩放[34]。

章末小结

本章不同特殊人群营养干预策略的核心要点如下:

对于超重/肥胖且存在心代谢风险的客户,适度减重常可改善部分风险指标,但5%–10%应视为临床指南中的常见人群目标范围而非所有人的统一治疗阈值。DASH型饮食、合理钠摄入、膳食质量和体重管理可作为生活方式支持;低GI/GL与omega-3的使用取决于具体代谢问题、药物和临床目标。教练不做代谢综合征诊断、不调药,高甘油三酯的高剂量omega-3属于医疗管理层级。

50岁以上训练者的营养策略应关注合成代谢抵抗、总体蛋白充足与抗阻训练协同。1.0–1.6 g/kg/d和每餐25–40 g可作为不同健康/训练情境下的参考范围,但不作为所有人的固定处方或亮氨酸硬阈值。骨健康优先确保能量、蛋白、负重运动、钙和维生素D充足;K2不作为人人必补项目。

围绝经和绝经后阶段应同时关注体脂分布、肌肉、骨健康和症状管理。减脂期可根据能量缺口和抗阻训练提高蛋白,但不设统一1.6–2.0 g/kg/d或1200 kcal/d安全线;BR可以是部分女性的可选路径,而不是“比单纯减重更适用”的默认方案。血管舒缩症状和MHT/非激素治疗选择由临床团队依据现行更年期指南处理。

青少年力量训练者以生长、健康和训练支持为优先,不把成人健美减脂/脱水/补剂模板直接平移;出现生长异常、月经异常、限制性进食、反复伤病或REDs/进食障碍风险时,应与监护人及临床团队协同。

共同执业边界是:不诊断、不调药、不替代MNT;对已确诊疾病或用药者,应获取足以支持安全一般营养/行为建议的信息,并在临床信息不足或风险不清时先转介。没有“近期体检报告”本身并非所有人一律拒绝一般健康教育的单一红线。

思考题

一位52岁男性客户,BMI 28.5,SBP 138/88 mmHg,空腹血糖6.4 mmol/L,TG 2.1 mmol/L,HDL-C 0.95 mmol/L,腰围94 cm。请识别这些数据提示的心代谢风险,并说明哪些判断属于医生/临床团队的诊断范围;在不自行诊断“代谢综合征”的前提下,设计可与医疗管理协同的DASH型饮食、钠管理、体重与训练支持框架。

解释Moore 2015中约0.24与0.40 g/kg的群体剂量–反应结果为什么不能被当成个人MPS“开关”。以一位68岁、60 kg女性训练者为例,给出一个合理的蛋白分配起始范围,并说明如何根据日总量、蛋白质量、食欲/能量摄入、肾功能/疾病背景、训练时点和胃肠耐受调整,而不是计算一个“触发最大MPS”的精确乳清克数。

一位55岁绝经后女性客户(体重65 kg,BMI 26),主诉“更年期后腹部脂肪增加,希望快速减脂”。请说明如何根据TEE、训练、骨健康和症状风险设计保守的体成分管理方案;解释为什么不能把1,200 kcal/d作为所有人的安全线,并讨论蛋白、钙、维生素D以及K2证据边界。

对比 ACC/AHA 2017 和 ESC 2024 高血压指南在判定阈值和降压目标上的差异。Cornelissen 2013 meta 分析报告的动态抗阻训练降压幅度是多少?为什么教练在使用 β 阻滞剂的客户身上需要用 RPE 替代心率作为强度指标?

一位60岁男性T2DM客户,已使用二甲双胍5年,HbA1c 6.8%,BMI 27,正在进行抗阻训练。请说明二甲双胍与维生素B12状态的关联,并基于其总能量、用药、血糖监测、低血糖风险、饮食偏好和训练安排讨论运动日碳水策略;不要预设所有T2DM人群每餐30–60 g,同时标注教练职责与医疗团队职责。

教练转化清单

三高/代谢综合征客户

操作要点
三高/代谢综合征客户
首诊优先了解:已知诊断、症状、当前用药、血压/血糖/血脂等已有医疗信息与腰围/体重趋势;是否需要新增化验由具体疾病和医疗计划决定
营养支持:DASH等健康膳食模式可按病情和偏好应用;钠、碳水量/分配和高剂量omega-3均需结合疾病、用药和医疗目标个体化,不作为教练统一处方
减脂目标:若存在超重/肥胖,可把适度减重作为改善部分心代谢指标的策略之一;目标幅度由疾病状态、用药、体重趋势与医疗计划共同决定,不承诺5%–10%即可改善全部指标
运动注意:遵循医疗团队给出的运动安全计划;β阻滞剂会改变心率反应,可更多参考RPE/症状;急性心血管或神经症状立即停止并升级医疗评估

50+ 训练者

操作要点
医疗升级:显著高血压伴症状、严重/反复低血糖、高血糖伴酮症/脱水、近期不稳定心血管事件等按医疗路径处理;不以单一SBP/HbA1c数字建立跨疾病自动转介线
50+ 训练者
蛋白策略:先评估日总量、总能量、训练、食欲、健康/肾功能和食物质量;1.0–1.6 g/kg/d与每餐25–40 g可作为不同研究/指南情境的参考范围,而非统一处方
蛋白分配:优先确保合适日总量与高质量蛋白来源;训练后单餐可参考研究中的常见范围,但不设所有50+训练者“30–40 g且靠近上限”的统一规则
骨健康:优先满足膳食钙、维生素D与负重/抗阻运动需求;补剂剂量和25(OH)D目标按当地指南与临床风险,K2不作为人人必补项目
SARC-F可作为筛查线索;阳性或存在功能下降时建议进一步专业评估,不由教练诊断肌少症或自行开DXA/BIA

更年期/绝经后女性

操作要点
咖啡因与钙补充按总摄入、药物、症状和个体耐受安排;不要求所有50+训练者统一<400 mg/d或钙避开训练前后2小时
更年期/绝经后女性
蛋白策略:减脂期可因能量缺口和抗阻训练需要提高蛋白,但不设所有女性统一1.6–2.0 g/kg/d;分配按日总量、食欲、训练与胃肠耐受调整
能量缺口按个体TEE、体重趋势、训练、骨健康与医疗风险设定;不使用1,200 kcal/d或300–500 kcal/d作为统一安全线
参考文献

[1] Whelton PK, Carey RM, Aronow WS, et al. 2017 ACC/AHA/AAPA/ABC/ACPM/AGS/APhA/ASH/ASPC/NMA/PCNA Guideline for the Prevention, Detection,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High Blood Pressure in Adults. Hypertension. 2018;71(6):e13–e115. doi:10.1161/HYP.0000000000000065.

[2] McEvoy JW, McCarthy S, Bruno D, et al. 2024 ESC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elevated blood pressure and hypertension. Eur Heart J. 2024;45(34):3912–4018.

[3] Filippou CD, Tsioufis CP, Thomopoulos CG, et al. Dietary Approaches to Stop Hypertension (DASH) Diet and Blood Pressure Reduction in Adults with and without Hypertens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Adv Nutr. 2020;11(5):1150-1160. doi:10.1093/advances/nmaa041. PMID:32330233.

[4] He FJ, Li J, MacGregor GA. Effect of longer term modest salt reduction on blood pressure: Cochrane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sed trials. BMJ. 2013;346:f1325. doi:10.1136/bmj.f1325. PMID:23558162.

[5]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 年修订版). 中华高血压杂志. 2024.

[6] Cornelissen VA, Smart NA. Exercise training for blood pressur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Am Heart Assoc. 2013;2(1):e004473. doi:10.1161/JAHA.112.004473. PMID:23525435.

[7] Carpio-Rivera E, Moncada-Jiménez J, Salazar-Rojas W, Solera-Herrera A. Acute effects of exercise on blood pressure: a meta-analytic investigation. Arq Bras Cardiol. 2016;106(5):422–433. doi:10.5935/abc.20160064. PMID:27168471.

[8] Naci H, Salcher-Konrad M, Dias S, et al. How does exercise treatment compare with antihypertensive medications? A network meta-analysis of 391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assessing exercise and medication effects on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Br J Sports Med. 2019;53(14):859-869. doi:10.1136/bjsports-2018-099921. PMID:30563873.

[9] Mach F, Baigent C, Catapano AL, et al. 2019 ESC/EAS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dyslipidaemias: lipid modification to reduce cardiovascular risk. Eur Heart J. 2020;41(1):111-188. doi:10.1093/eurheartj/ehz455. PMID:31504418.

[10]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aturated fatty acid and trans-fatty acid intake for adults and children: WHO guidelin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3.

[11] Dehghan M, Mente A, Zhang X, et al. Associations of fats and carbohydrate intake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mortality in 18 countries from five continents (PURE):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Lancet. 2017;390(10107):2050–2062.

[13] Skulas-Ray PR, Wilson PWF, Harris WS, et al. Omega-3 Fatty Acids for the Management of Hypertriglyceridemia: A Science Advisory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Circulation. 2019;140(12):e673-e691. doi:10.1161/CIR.0000000000000709. PMID:31422671.

[14] 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Professional Practice Committee for Diabetes. Facilitating Positive Health Behaviors and Well-being to Improve Health Outcomes: Standards of Care in Diabetes—2026. Diabetes Care. 2026;49(Suppl 1):S89–S131. doi:10.2337/dc26-S005. 另参见同版肥胖与体重管理、低血糖/高血糖危象等相关章节。

[15] Chiavaroli L, Lee D, Ahmed A, et al. Effect of low glycaemic index or load dietary patterns on glycaemic control and cardiometabolic risk factors in diabetes: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BMJ. 2021;374:n1651. doi:10.1136/bmj.n1651. PMID:34348965.

[16] Alberti KG, Eckel RH, Grundy SM, et al. Harmonizing the metabolic syndrome: a joint interim statement. Circulation. 2009;120(16):1640–1645.

[17] Neter JE, Stam BE, Kok FJ, et al. Influence of weight reduction on blood pressure: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Hypertension. 2003;42(5):878–884.

[18] Vilar-Gomez E, Martinez-Perez Y, Calzadilla-Bertolino L, et al. Weight loss through lifestyle modifica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s features of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Gastroenterology. 2015;149(2):367–378.

[19] Wall BT, Gorissen SH, Pennings B, Koopman R, Groen BBL, Verdijk LB, van Loon LJC. Aging is accompanied by a blunted muscle protein synthetic response to protein ingestion. PLoS One. 2015;10(11):e0140903. doi:10.1371/journal.pone.0140903.

[20] Cuthbertson D, Smith K, Babraj J, et al. Anabolic signaling deficits underlie amino acid resistance of wasting, aging muscle. FASEB J. 2005;19(3):422–424.

[21] Moore DR, Churchward-Venne TA, Witard O, Breen L, Burd NA, Tipton KD, Phillips SM. Protein ingestion to stimulate myofibrillar protein synthesis requires greater relative protein intakes in healthy older versus younger men. J Gerontol A Biol Sci Med Sci. 2015;70(1):57-62. doi:10.1093/gerona/glu103. PMID:25056502.

[22] de Santana DA, Scolfaro PG, Marzetti E, Cavaglieri CR. Lower extremity muscle hypertrophy in response to resistance training in older adults: systematic review, meta-analysis, and meta-regression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Exp Gerontol. 2024;198:112639. doi:10.1016/j.exger.2024.112639. PMID:39579806.

[23] Bauer J, Biolo G, Cederholm T, et al.; PROT-AGE Study Group. Evidence-based recommendations for optimal dietary protein intake in older people: a position paper from the PROT-AGE Study Group. J Am Med Dir Assoc. 2013;14(8):542-559. doi:10.1016/j.jamda.2013.05.021.

[24] Deutz NE, Bauer JM, Barazzoni R, et al. Protein intake and exercise for optimal muscle function with aging: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ESPEN Expert Group. Clin Nutr. 2014;33(2):209–225.

[25] Cruz-Jentoft AJ, Bahat G, Bauer J, et al. Sarcopenia: revised European consensus on definition and diagnosis (EWGSOP2). Age Ageing. 2019;48(1):16–31.

[26] Cermak NM, Res PT, de Groot LCPGM, Saris WHM, van Loon LJC. Protein supplementation augments the adaptive response of skeletal muscle to resistance-type exercise training: a meta-analysis. Am J Clin Nutr. 2012;96(6):1454-1464. doi:10.3945/ajcn.112.037556.

[27] Breen L, Phillips SM. Skeletal muscle protein metabolism in the elderly: interventions to counteract the ‘anabolic resistance’ of ageing. Nutr Metab (Lond). 2011;8:68. doi:10.1186/1743-7075-8-68.

[28] Grant AM, Avenell A, Campbell MK, et al; RECORD Trial Group. Oral vitamin D3 and calcium for secondary prevention of low-trauma fractures in elderly people (Randomised Evaluation of Calcium Or vitamin D, RECORD): a randomise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Lancet. 2005;365(9471):1621-1628. doi:10.1016/S0140-6736(05)63013-9.

[29] 参见基础教材 Ch24 §24.5 围绝经期与绝经后营养. 参考文献见 Ch24 原文.

[30] 同上. §24.5.1–§24.5.6.

[31] 同上. §24.5.4.

[32] Luan H, Liu Q, Guo Y, Fan H, A S, Lin J. Effects of soy isoflavones on menopausal symptoms in perimenopausal wome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PeerJ. 2025;13:e19715. doi:10.7717/peerj.19715.

[33] Hooper L, Ryder JJ, Kurzer MS, Lampe JW, Messina MJ, Phipps WR, Cassidy A. Effects of soy protein and isoflavones on circulating hormone concentrations in pre- and post-menopausal wome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Hum Reprod Update. 2009;15(4):423-440. doi:10.1093/humupd/dmp010.

[34] Desbrow B, McCormack J, Burke LM, et al. Sports Dietitians Australia position statement: sports nutrition for the adolescent athlete. Int J Sport Nutr Exerc Metab. 2014;24(5):570-584. doi:10.1123/ijsnem.2014-0031. PMID:24668620.

[35] Capling L, et al. Energy and Macronutrient Intakes in Young Athlet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2023. PMID:37956875.

[36] Mountjoy M, Ackerman KE, Bailey DM, et al. 2023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 consensus statement on Relative Energy Deficiency in Sport (REDs). Br J Sports Med. 2023;57:1073-1097. doi:10.1136/bjsports-2023-106994.

[37] Critchlow AJ, Hiam D, Williams R, Scott D, Lamon S. The role of estrogen in female skeletal muscle aging: a systematic review. Maturitas. 2023;178:107844. doi:10.1016/j.maturitas.2023.107844. PMID:37716136.